对几乎所有中国人来说，早在双脚踏上长安街之前，就已有了关于这条街的记忆。曾经，封建王朝与市井烟火以此街为界，隔开两重天；一百多年前，八国联军的铁骑从此踏过，蚕食了中国；同样也是以此为起点，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后一个崭新的中国茁壮生长，中华民族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长治久安”的美好图景，跨越百年，自这里走进现实。“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长安街，不只是一条街，更是一条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定都于关中，高祖五年（前202年），置长安县，在原秦朝兴乐宫的基础上修建长乐宫，位于渭河南岸、阿房宫的北侧。两年后，汉高祖将国都由栎阳（古县名，战国时秦国都城）迁移至此，因地处长安乡，故定名长安城，寓意“长治久安”。隋、唐两朝，长安城又成了统一王朝首都的名字，时间长达320多年。或许是其所代表的美好愿景，就像某种文化基因，“长安”二字根植在了中国的历史深处。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金中都东北另建新城，命名为元大都，大都南城墙内有一条名为“顺城街”的街道，东起今内城东墙故址，西至今内城西墙故址，长约6.7公里，宽度约20米，这被认为是现今长安街的雏形。直到明初，“长安街”才正式以皇城前主要街道的名字出现。而彼时，这还是一条被割裂开的街道。明初改建元大都时，将内城的南城墙向南推移了约2里，在天安门（明时称承天门）前形成了一个“T”形广场，沿广场的东、西、南三面，修筑宫墙。南端为大明门，东西两翼各开一门，分别被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而这段被框定在两座长安门之间约300多米长的小街道，便是最早的长安街。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统治者接管了前朝的江山，却并未对前代遗留的北京城以及长安街的整体布局做出较大的改动。清顺治八年（1651年），长安左、右两门，分别被改称为东长安门和西长安门，并在今东单路口北建东单牌楼，上书“就日”二字，比喻对天子的崇仰或思慕，西单路口北建西单牌楼，上书“瞻云”二字，意为“贤明的君主恩泽施及尤民”。另在今北京饭店前，建东长安牌楼，今府右街南口，建西长安牌楼。从长安右门向西延伸至西单牌楼，便是历史上的西长安街；而与之对称的，自长安左门延伸至东单牌楼的，为东长安街。清代乾隆年间，两条街又分别向东西两侧各延长了约500米。也是在这一时期，东西长安街被“切割”得更碎了。在东长安门与东长安牌楼之间，竖起了三座门，被称为东三座门，与之对称的西三座门随之拔地而起。“旧时皇帝面南而君临天下，所以建筑都以皇帝为中心，所谓的‘左右’也是从他的视角出发的。”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闫树军提供了北京内城的第一张照片，由英法联军的随军摄影记者费利斯·比托摄于1860年，其呈现了横亘于街道之上的重重大门。
北京内城的第一张照片，由英法联军的随军摄影记者费利斯·比托摄于1860年。（闫树军供图） 皇城禁苑，不许百姓穿行，天安门广场与北侧的皇城，阻挡住了北京内城三分之二东西方向的交通道路。明清两代都将礼部、户部、吏部、工部与翰林院设置在紧邻东长安街的位置上，这里也因此与商业、民政、庆典紧密相连。每三年，书写着当年进士名讳的“黄榜”，都会经午门、天安门，东转出长安左门张挂在临时搭建的“龙棚”内。举子们一旦金榜题名，犹如鱼跃龙门，长安左门成了民间的“龙门”，而东长安街便是“金殿传胪”的最后一站。每年秋季，等待处决的囚犯会经由长安右门被带到天安门广场西侧，排列整齐，等待判决与行刑。在明代，朝廷将左、中、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与锦衣卫等衙门设立在“T”形广场西侧，紧邻西长安街。到了清代，采用八旗兵制，废除五军都督府，刑部、都察院、钦天监等三法司，填补了锦衣卫的旧制。西长安街也因此与刑罚、军事息息相关，而长安右门成了百姓口中的“虎门”，跨出这道门，常常意味着生命的尽头。横亘在长安街之间的“T”形广场，成了某种区域分界线。广场南端的大清门和北京城的南大门（正阳门）之间隔着一个百步见方的小广场，被老百姓称为“棋盘街”，要想从西边走到东边，百姓只能选择绕道。除了上述政府机构外，民宅填补了这一区域内剩余的大部分空缺。作为皇城前的主要街道，长安街两旁住的人自是“非富即贵”。时势塑造了这条街的形象，而它的形象也在不断映照时势，两者互为镜像。《辛丑条约》签订后，东长安街以北80米至南城墙的区域成为了外国列强的租借地，而且为之专用。整个街道的氛围与生态也随之改变，中国人不得在界内居住，这片区域就变成了使馆区和练兵场，练兵场沿着使馆界布置，填满了街道的南侧。此后，东西长安街作为“街”的基本功能开始逐渐显现。1905年，东长安街修成石砟路。两年后，西长安街也修成了石砟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古老的城市布局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这条街的旧时格局亦随之被打破。1913年1月1日，袁世凯政府将东三座门、西三座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内的门板拆卸，并拆除了连接这几座门殿的围墙。
改造前的长安左门卡墙犹在，人们只能从三个门洞通行。图源：北京日报相互凝视了数世纪之久的两段长安街之间，终于出现了一条通道。1917年，长安街路面修成了柏油路，开始成为北京城的主要交通道路。但在整个民国期间，长安街并非一条笔直通畅的大街，从西单到东单短短几公里，要经历数次曲折。“敬陈者各处街道均有定名，惟自天安门至中华门一段，又东西长安门之一段，及长安门外之东西两段，迄无一定之名称殊多不便，今拟将中间南北方向之正道，即自天安门至中华门之一段，定名为天安道，又长安门间东西方向之一段，定名为中山街，自东长安门直至东单牌楼，统名为东长安街，自西长安门至西单牌楼，统名为西长安街。”这是一封来自1928年的建议书，时任北平工务局局长的华南圭曾向北平市长呈递有关道路命名的建议，从中亦可窥见当时这条街道的曲折。后来，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上，从西单到东单之间的道路被细分为了五段，自西向东分别是：西长安街、府前街、西三座门大街、中山路、东三座门大街、东长安街。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北平市内外城分区地图截图。图源：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所然而，不论如何改造，“长安街”这三个字，历经沉浮，未曾从世人眼前消失。1950年前后，东三座门、西三座门与附属的两座牌楼被一同拆除。1952年，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也被拆除。1954年，东长安牌楼与西长安牌楼被迁建至陶然亭公园。当这些明清时代象征着权力的“路障”被接连拆除、迁移后，长安街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贯通了。原来封闭的空间被逐渐打开，这条街从皇家走向了大众。“长安街尘埃落定需要一百年。”原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董光器曾这样描述长安街的变化，他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北京市总体规划。过往的几十年来，围绕这条街的建设从未停止。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中首次明确“东西长安街，要展宽到一百二十公尺”，随后“国庆工程”在街道两侧拔地而起。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规划中首次将长安街作为北京的东西轴线编入总体规划。两年后，以市委、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市政府的名义撰写的《关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规划方案的报告》正式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20世纪90年代，一批金融、商务写字楼在长安街上建成。为迎接新中国成立50周年，长安街还在1998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全面整治。2002年，长安街第一次以“神州第一街”的名称出现在了规划报告中。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总规划师吴晨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围绕长安街的规划将中国古代的营城思想与对未来城市发展的愿景充分结合起来，对于世界都城的建设来说都是一个经典的历史性规划。
2017年9月，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正式发布，其中提出，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东西向延伸，其中复兴门到建国门之间长约7 公里，向西延伸至首钢地区、永定河水系、西山山脉，向东延伸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北运河、潮白河水系。
来源：北京发布 据长安街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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